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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多眼角被保罗戳伤!还有件事或能证明他无辜

2018-12-18 01:06 来源:浙江在线

  隆多眼角被保罗戳伤!还有件事或能证明他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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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带头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最初的常客包括法国作家于斯曼,诗人雷米·古尔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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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庞森比规则发展到2010年《英国宪法改革与治理法》,议会审查条约通过这次宪法改革实现了法定化,其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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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武媚娘传奇》剧照)

两汉魏晋时期,最高统治者以色取人,一旦获宠,立刻封官晋爵,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所以司马迁特地为佞幸立传,开篇就提出:“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班固在《汉书·佞幸传》中同发一慨:“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至于《晋书·五行志》说的“自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或至夫妇离绝,多生怨旷”,已超出以色获得贵宠的范围,这里姑且不论,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流风之所及,给社会精神气候带来怎样的影响。

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里写道:“昔以色幸者多矣。”这里的“昔”,指的是秦汉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不过那时男宠的含义比较局限,只是爱其色,陪伴左右,宠而骄之,有虚位,而无实权。《左传》定公十年记载,宋景公宠幸向魋,把胞弟公子地的四匹白马的鬣尾都染成红色,送给向魋,此事激怒了公子地,又派人夺了回去,使得向魋很恐慌,决定逃亡别国。景公对此无可奈何,关起门来大哭,眼睛都哭肿了。

魏王和龙阳君的故事,听起来还要动人。一次两个人同船垂钓,龙阳君突然掩面而泣,王问所以,回答是钓到了鱼。魏王感到奇怪,说钓到了鱼为什么还要哭?龙阳君说,钓到鱼自然高兴,但钓到更大的,就不想要前面那条了。因此联想到天下的美人多的是,难免撩起衣裳往大王身边跑,终有一天我会被抛弃——想到这一层,能不哭泣吗?魏王为表示宠爱之心坚不可移,当即布令全国,如果有谁敢于胡说乱道美人之类,就处以灭族之罪。宠幸得可以说无以复加。尽管如此,龙阳君本人并没有得到实际权位,致使他临钓而泣的潜在心理因素,如影随形,始终存在。

到了汉代,色臣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既得恩宠,便授以重位,不仅内承床笫之私,而且外与天下之事。汉文帝宠邓通,汉武帝宠韩嫣,都是官拜上大夫,赏赐巨万,犹称小者。最典型的是董贤,汉哀帝一见之下,“悦其仪貌”,即拜为黄门侍郎,并将其父迁为光禄大夫。因宠爱日甚,董贤不久又成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甚至,当董贤与皇帝同床昼寝,哀帝被他压住一只衣袖,为了不惊醒这位色臣,哀帝宁可用宝剑斩断衣袖,然后自己才悄悄起来。“断袖”的典故就源于此。后来董贤的父亲又迁为少府,赐爵关内侯,连岳父也封为宫廷匠作的大匠,董家的僮仆也破例受到赏赐。

董贤本人,经过曲折,最后诏封为高安侯,食邑千户,随后又加封二千户,与丞相孔光并为三公,权力之大,几乎“与人主侔矣”。而一次在麒麟殿的筵席上,哀帝趁着酒意,竟扬言要效法尧舜禅让之制,把帝位禅让给董贤。吓得群臣慌忙奏报:“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无穷。统业至重,天子无戏言。”哀帝听了老大不高兴,如不是几个月之后驾崩,事情如何发展,很难逆料。史书说董贤的特点是“性柔和便辟,善为媚以自固”。宜乎有这样的特点,才能因宠而获致如此高位。

这也就难怪《史》、《汉》两书均重视色臣专宠问题,班书且针对董贤的教训,认为西汉的衰亡,“咎在亲便嬖,所任非仁贤”,违背了孔子关于不“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的遗教,谆谆致诫后世,一定要懂得“王者不私人以官”的道理。司马迁身遭李陵之祸,在武帝之世言“今上”,运笔较为含蓄,不正面论述蓄宠者的是非得失,而是通过记述史实,证明邓通、韩嫣、李延年一干宠臣,到后来非逐即诛,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他的结论是,“甚哉,爱憎之时!”意思是说,既然以色事人,就会有因色衰而爱弛的一天。色臣们固宠虽然有方,却无法抗拒“爱憎之时”的自然规律。就对后世的警策而言,《史》、《汉》各有侧重,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史家的警策之论,只不过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历史本身并不因此有任何改变。汉以后男宠色臣为患事实上更趋严重,直到南北朝时期一些王朝的濒于危亡,也还有这一因素掺杂其间。沈约撰《宋书》,追溯刘宋一朝的兴衰,毫不宽贷“易亲之色”和“权幸之徒”的危害,根据《汉书》的《恩泽侯表》及《佞幸传》的名目,别列《恩幸篇》,痛陈民何以“忘宋德”的原因。其中写道:

人君南面,九重奥绝,陪奉朝夕,义隔卿士,阶闼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佞生,信由恩固,无可惮之姿,有易亲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寄,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涂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曾不知鼠凭社贵,狐藉虎威,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挟朋树党,政以贿成,钺创痏,构于筵笫之曲,服冕乘轩,出乎言笑之下。南金北毳,来悉方艚,素缣丹魄,至皆兼两。西京许、史,盖不足云,晋朝王、庾,未或能比。及太宗晚运,虑经盛衰,权幸之徒,慴惮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窃国权,构造同异,兴树祸隙,帝弟宗王,相继屠劋。民忘宋德,虽非一涂,宝祚夙倾,实由于此。(《宋书》卷九十四,中华书局校点本,第八册,页2302)

可以说条陈缕析得头头是道,比史、班更无所顾忌。司马迁在《佞幸列传》结尾处曾说:“自是以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不愧为远识卓断。

总之,最高统治者“以色取人”,和权佞色臣以色固宠,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乱源。不论这中间表现形式生出多少变化,王者“亲便佞”、“私人以官”则一,它可以把任何健全的选官制度都变成有名无实。

陈寅恪先生昔年曾写有《男旦》诗一首:“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意在讽刺某些没有骨骼的知识界人士在奉行“妾妇之道”。但如果说这些渊源有自的“妾妇之道”,也包含有“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的流风遗韵,恐怕不致有牵强附会之嫌吧。读阎步克先生新作,而生发出这样一大篇议论,我自己也未尝料到。

议论而已,非关评书也。

(写于2018-12-18,载香港《明报月刊》)


摘自 刘梦溪 著《大师与传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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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可人]

标签:男宠 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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